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,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整体规划和全面部署,“全面依法治国”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。
　　习近平主席反复倡导全民、全社会的守法意识。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、规范发展行为、促进矛盾化解、保障社会和谐。
　　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也指出，佛教教职人员要带头遵法、学法、守法、用法，讲经弘法中宣传宪法法律法规规定，引导信教群众树立遵纪守法意识。
　　作为国家公民，不可避免要面对法律问题；作为佛教徒，不可避免要面对戒律问题。中国佛教协会学诚会长说：“国家要有法治，佛教要有律制。”那么，法律和戒律之间是什么样关系？守法与持戒如何协调呢？

　　佛陀制戒与祖师立规：
　　戒规是佛教与社会调适的产物
　　据佛典记载，释迦牟尼佛在传道之初，信奉者道心真切，僧团和合清净，不需要什么戒律。后来信众增加，受社会影响，良莠混杂，佛陀就开始制定禁条，如五戒：戒杀、戒盗、戒淫、戒妄语、戒饮酒。从这五戒内容，即可看出，戒是社会的产物，既有信仰因素，又有世俗元素，为了“摄僧”，不使“违犯”国法与教义，即“如来制戒，本在摄僧”。
　　《四分律》记载，佛陀向舍利弗说道：“拘那含牟尼佛、迦叶佛不广为诸弟子说法，不结戒，亦不说戒，故诸弟子疲厌，是以法不久住。”舍利弗于是请佛陀制戒说戒。释迦牟尼佛对舍利弗说，时机到了，自会制戒。“戒是事缘”，是根据事情的因缘而制戒。
　　佛陀临终前告诫弟子“以戒为师”。《佛遗教经》云：“汝等比丘！于我灭后，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，如暗遇明，贫人得宝。”
　　佛陀灭度后，各部派僧人根据佛陀生前所说戒律，总结出了《十诵律》、《四分律》、《五分律》等，亦称小乘戒。后来，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大乘菩萨戒。大乘菩萨戒要旨是“三聚净戒”：“一摄律仪戒，二摄善法戒，三饶益有情戒。”“摄律仪戒”、“摄善法戒”在具体的律条上与“小乘戒”差别不大，旨在止恶修善，而“饶益有情戒”则包涵了诸多利他度生的菩萨行。相较小乘戒，大乘戒的社会性质更强了。
　　大乘菩萨戒的主要精神是智慧的觉悟和利他的行为，主张戒法源于自性清净的佛性，即自性清净心。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中反复强调“戒本自性清净”、“心地无非自性戒”等。不过，禅法不落外相、无拘无束、超越俗情的义理常被误解，有些修行者因此轻慢因果法则，忽视持戒和对身语意的约束。于是，禅僧怀海大师创立了禅宗丛林清规——《百丈清规》，以规范僧团。《百丈清规》是大小乘戒律的整合，是佛教与中国社会调适的典型代表。
　　《百丈清规》的特色在于从义理上对“忠”、“孝”的认同，强调现实的践行。首两章“祝厘”、“报恩”讲忠，次两章“报本”、“尊祖”讲孝，体现了丛林清规中国化的趋向。佛弟子讲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四重恩即三宝恩、父母师长恩、众生恩、国家恩。因为国家承载了我们，三宝佛法僧护佑了我们，父母师长养育了我们，众生成就了我们。
　　《百丈清规》兼备了佛教大小乘戒律的精神，调适融会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，把儒家忠孝思想与佛教戒律进行高度结合，适应了当时社会的政治、经济与伦理传统，对中国佛教的丛林管理有着深远影响。

　　国法与教戒：两者相辅相成
　　国法和教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
　　首先，佛教戒律遵从于国家法律。
　　法律是一国之法，戒律是一教之律。国是族之基，是全局、大局，教是局部、小局。“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”。必须“以法律为准绳”。法律高于戒律，戒律应服从于法律，戒律不能与法律法规发生冲突。
　　佛教广泛传播至世界各地并被当地的社会和人民所接受，就在于佛教尊重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法律条例。
　　佛教四众弟子首先是国家的公民，其次才是宗教人士。“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”，“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”，何况教徒。公民有应享的权利，也有应尽的义务，遵守国制和法规，即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如果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法规，不仅要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还要背负佛教的戒罪。
　　佛陀在各种戒律经典中，特别教导弟子们“不作国贼，拥护国王，不漏国税，不犯国制”。东晋高僧道安法师也曾指出：“不依国主，则法事难立”。“国主”广义上说即是指“国法”，即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。慈航大师曾说：“国难当头，僧人有责，每一位僧人都应做到——念佛不忘救国，救国不忘念佛。”
　　现代社会，虽然政教分离，但就如王作安局长说的：“以政教分离原则为基础，以政教和谐为价值取向。”
　　纵观佛教在中国2000多年的发展史，佛教必须遵守国法，适应国情。社会是一个大的有机体，佛教丛林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，任何一个子系统都必须与大系统基本协调一致，才有可能生存与发展。
　　其次，佛教戒律是国家法律的有益补充。
　　法规重他律，属外在控制，戒律重自律，属内在制约。对佛教徒而言，佛教戒律的内在控制力不可忽视。
　　法律只能对被发现的违法行为给予惩罚与制裁，惩罚的后果具有及时性、明确性的特征，犯法者在受惩罚之后，会很坦然，有些甚至会认为被惩罚只是运气不好，有机会可能还会再犯。而佛教的戒律是与因果报应、六道轮回乃至解脱生死相关联的，亦是佛教伦理道德的象征。犯戒的惩罚有现时的，也有延至未来及后世的，惩罚的后果无时效限制且是不确定的，给犯戒者带来的心理压力要远大于前者。
　　从现实的角度上说，守法之人不一定都是好人，但能真正守住“五戒”的人，则会成为难得的好公民，因为戒律的基本精神是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”。在这，净化己心、己意，被特别强调，这是法律所缺略的。没有触犯法律的恶行，比如，贪占便宜、说谎骗人、滥杀动物等，或许可以免受法律的制裁，但对佛教徒而言，这些都属于犯戒的行为，会受因果律的惩罚，佛教徒会尽量谨慎不犯。
　　再者，国法与教戒可以相辅相成。
　　在佛教看来，国法与教戒的精神核心是共同的，只是殊途同归。守法与持戒是相辅相成的。
　　国法是国戒，国戒是大戒，大戒违犯在佛教属不可悔罪，必受罚。为此，要守法，而守法即是持戒，反之，持戒就是守法，持好戒才能守好法。这既是尊重国主，也是为了自我保护。同时，守法促进了持戒，持戒也促进了守法，两相互促，两相和谐，两相共生。
　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当今天下形形色色的问题，所有引发不良后果的言行，几乎都在于对佛教“五戒”的毁犯。
　　比如，由纷争而导致侵害与杀戮，情杀、仇杀、虐杀，诸如此类;由贪占而导致偷盗、受贿、贪污;由邪淫而导致卖淫、嫖娼、通奸;由欺骗而导致造假、坑蒙拐骗、制售有毒食品;由寻求刺激而导致酗酒、吸毒、醉驾……
　　“不依规矩，不成方圆”。国家的安定，社会的繁荣，需要法律来维系和保障，全社会的幸福取决于人们正确的生活方式、正确的价值观念。佛教的基本戒律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价值，是对正确生活方式的引导与规劝，具有净化人心、安定社会的功能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佛教戒律及其精神深化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机制，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的司法。

　　守法与持戒：
　　本质就是爱国与爱教
　　爱国爱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，亦是中国佛教的立教根本。佛教与社会相适应是中国佛教传承发展的关键。在我看来，守法即爱国，持戒即爱教，守法持戒的本质即爱国爱教。
　　同时，守法就是与社会相适应。佛教界遵守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即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。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，是国家的引导，亦应是佛教界的自觉。在佛教界，守法持戒兼优的例子很多，比如圆瑛大师。民国期间，圆瑛大师连任“中国佛教会”理事长数届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大师热情迎接新中国的诞生，接着荣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，大师这种适应新形势，紧跟新时代，与时俱进，以国为根，以教为本，以守法为根，以持戒为本的精神，是对佛陀与历代祖师思想精髓的优秀传承。
　　在此，谨以圆瑛大师的一段开示作为本文之结尾：
　　愿我佛教徒同心同德，积极参加爱国运动，致力和平事业。应思利民护国，饶益有情，为成佛之基，众善之首。